高學歷者生三胎 你怎么看？

　　全國政協(xié)委員、孔子第78代嫡孫孔維克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計劃生育工作當務之急是調整人口結構。調整人口結構比控制人口數(shù)量更重要。建議高學歷者可以生三胎以調整人口素質”。

　　孔維克委員在接受采訪時闡述了三個觀點：一是認為當下調整人口結構比控制人口數(shù)量更重要;二是建議全面放開二胎生育;三是提議夫婦雙方有一人為博士的，可以不受生育名額限制，可以生育第三胎甚至更多，并享受國家一定的補貼，以優(yōu)化國民人口素質。筆者完全贊同孔維克委員的前述兩個觀點，但對后一個提議持保留態(tài)度。

　　孔維克委員認為，在過去幾年的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中，使大量的城市相對素質較高的人群生育比例下降，從而導致人口綜合素質比例失調。這也是他提議鼓勵高學歷者多生多育的出發(fā)點。筆者認為，孔維克委員描述的癥結是準確的。確實，在既往的計劃生育調控時期，相對于廣大鄉(xiāng)村地區(qū)來說，具有“單位人”身份的城市高素質人群，生育比例控制確實到位一些。但孔維克委員據(jù)此開出的藥方是否對癥呢?又能否登堂入室上升為國策去頒布實施呢?我們不妨來試著分析一二。

　　首先來看，高學歷只是評價高素質人才若干參照標準中的'一環(huán)。我們只能說，高學歷人群中存在高素質人才，而不能把高學歷等同于高素質。以此類推，任何未實現(xiàn)均衡發(fā)展的高能力、高水平、高智商都不能籠統(tǒng)認定為高素質。不然，就無法解釋為什么有那么多的演藝界知名人士先后鋃鐺入獄，去聯(lián)合上演“監(jiān)獄風云”了。否認這一點，無異一葉障目、以偏概全。

　　其次，評價高素質人才是件系統(tǒng)工程�；蛟S我們可以集中各方面的專家，對某一個人的學識、人品、能力等作出評估，由此判斷他是否適合某個職位或者崗位。但要將其量化為全國性的判定高素質人才的通用標準，好像不太可能。中國封建社會延續(xù)數(shù)千年的科舉制度，似乎也談不上選拔了多少高素質人才吧?中國歷史上的風流人物，又有幾個是從科舉制度中走出來的呢?

　　再者，即使上天相助，讓我們真正擁有了識別高素質人才的火眼金睛，給予他們多生快生的特權，就一定能保證“龍生龍、鳳生鳳”嗎?人類的繁衍難道就如網(wǎng)絡復制那般簡單嗎?既然如此，那為什么演藝界一些德高望重的藝術家，他們的后人卻恰恰相反，偏偏不走正道，非要淪為嫖娼或吸毒的階下囚呢?其實，一個人是否能成為日后的高素質人才，離不開先天的孕育，更離不開社會的熏陶。愛因斯坦所謂“天才是百分之一的靈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這句名言，就把這一切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我們再來看看，假如孔維克委員的提議得以施行，會出現(xiàn)什么后果。其一，一個基本的常識是，現(xiàn)代文明社會有一條不可逾越的規(guī)則，即所有的公民都應享有包括生育權在內(nèi)的平等權利。如果將博士以上學位的人群定位為高學歷人群，給予任意生育特權，等于又把人分為了三六九等，實際上是在制造新的社會不公，顯然與社會公平公正的旨義相悖。其二，如果高學歷的生育特權得以確立，勢必引發(fā)拼文憑的風潮，甚至拉關系、走后門以獲取文憑或者文憑造假之風也會大行其道。其三，高學歷人群有了綠色通道，那些雖不具備高學歷但照樣功成名就的體育界、演藝界、科技界、工程界乃至餐飲界人士，又該怎么辦呢?

　　其實，就算把任意生育特權賦予了那些高學歷人群，他們就能為國分憂，大生特生嗎?生育乃至撫養(yǎng)一個孩子，需要多少開支，多少時間?何況還是三個以上。他們既然屬于高素質人士，即使金錢足足夠用，也必然不會為生孩子而拋棄事業(yè)，否則，還談得上什么高素質人士呢?

　　厘清了上述問題，我們就不難得出定論：孔維克委員的提議，出發(fā)點是好的，初衷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實打實的落實，卻是不靠譜的，只能說說而已罷了。要提高人口素質，除了實現(xiàn)優(yōu)生優(yōu)育以外，更重要的是，應以抓好教育改革為契機，全方位的、逐步的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及綜合素質，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去孕育出眾望所歸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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