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倫理討論對氣候變化辯論的影響論文
氣候研究不僅局限于認知興趣領域，它也研究與政治行動高度相關的一些問題。因此，氣候研究已成為當下一個重要議題，探討所謂的非認知價值，比如，在這個領域，社會政治價值和倫理價值，應扮演什么適當?shù)慕巧?這些非認知價值應如何發(fā)揮作用幫助氣候科學為政治獻計獻策，以治理氣候問題？ 近來與此相關的辯論主要分為中立主義者派 （neutralist approach） 和內(nèi)在倫理學派 （intrinsic —ethics approach）。中立主義者一方希望科學保持價值中立，就像科學在與社會相互糾葛中所持的立場一樣。有人主張科學的任務應該是創(chuàng)造真實的條件，借此將政治價值和科學信息嚴格分離開來。待為政治制定的選項出臺后，移交給該方人士供其選擇。然而，每一個選項都包含一定的政治目的，這些目的都來自于政治，又代表政治體現(xiàn)到這些選項中來�？茖W決策為行動開發(fā)出一系列路徑，并由此闡釋和擴大了選擇的范圍，但是卻把目標的決定權及實現(xiàn)方式、方法留給了決策制定者。他們被賦予作出選擇的權利。但是，最終決定權還歸政治所有，非他莫屬。
作為對立方，內(nèi)在倫理學派認為社會政治和倫理價值在確定選項方面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不能與認知所關注的各方面分離開來。后者的理由是那些被強調(diào)有意義的事實在選擇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摻雜價值因素的考量。以前的婦女健康研究就是這種情況。1970 到 2000 年之間，界內(nèi)普遍認為治療更年期綜合征的流行方法主要是采用荷爾蒙平衡，因此，很多社會因素被排除在外，未予考慮。缺乏雌激素被認為是一種需要治療的疾病。那個時候人們普遍認為這與女性特點和生育能力有關，因此，女性有生育能力被認為是女性特征的一個重要標識，并成為更年期疾病治療是否成功的標準。在此背景下，大量證明有副作用的數(shù)據(jù)被忽略。直到社會政治觀一派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應該視絕經(jīng)狀態(tài)為正常過渡時，這些數(shù)據(jù)才受到應有的重視。社會政治觀提出的不同看法直接影響到某些研究是否相關和可信，研究方法是否科學，研究目標是否定位準確 （Büter 2015）。這些例證顯示研究對象自身可能就有價值取向，因此將價值的屬性完全歸屬到社會和政治領域幾乎是不可能的。
至于氣候模式，內(nèi)在倫理學派認為亦是如此，想把這些決定都交給政治人士也是不可能的（Schienke at al。 2011）。內(nèi)在倫理學派認為氣候模式關注的是再制和預測那些從實際角度看有意義的數(shù)量。他們特別專注的是溫度和降水或海洋和大氣流系統(tǒng)的變化，但對大氣層頂端的輻射平衡卻不太在意。他們之所以像前者那樣特別關注數(shù)量，是因為數(shù)量具有實際意義。由于這個原因，模式中的數(shù)量都計算得非常精確。這項任務的相關性和相對重要性都反映出非認知價值因素。這一關鍵卻存在爭議的結論，即如果當初強調(diào)的重點有所不同，那不同類型的模式或許早就建構出來了 （Biddle &Wins berg 2010）。
中立主義者的回應表明，在討論的例子中，某些數(shù)量由于其自身因果關系的重要地位首先受到了重視。全球平均地表溫度是整個氣候系統(tǒng)的主要驅動力。許多氣候特征，如降水，取決于溫度。因此，這種情況僅僅表明有因果關系影響的數(shù)量受到特殊重視。但因果解釋是認知解釋的需要。某些數(shù)量的實際意義來自其內(nèi)在過程中的因果意義。
內(nèi)在倫理學派的倡導者在這一點上提出不同意見，他們把目光轉向了隆德 （Richard Rudner1953）。隆德認為接受很可能是在不完整數(shù)據(jù)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假設，是會有一定歸納性風險的：
有人可能會錯誤地假定一個效果的存在是不正確的 （假陽性） 或者反過來錯誤地否定一些特征的存在 （假陰性）。這些風險可以通過調(diào)整準入的門檻得到轉移。高門檻的準入會降低假陽性的風險，但同時也增加了假陰性的危害。隆德的建議是，在權衡那些因潛在問題所造成的非認知損害時，應該考慮準入門檻的設定位置。如果我們接受假設時果真發(fā)生了錯誤，那就應該將不利后果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紤]現(xiàn)實世界中的傷害，會被認為是受到社會政治或倫理價值的影響才決定哪個假設是可取的（Rudner 1953）。如果我們將一些食品添加劑投入到市場中，我們必須相當肯定它們是安全的。相反，如果假設我們不確定一個特定的文字處理器運行是否可靠，那我們的生活將充滿更多的不確定性。社會政治或倫理價值就是這樣合理闡釋他們的觀點的。那我們就用隆德的觀點來假設氣候變化是人為造成的。這一結論的形成可能是考慮到由過錯引發(fā)的不利后果。錯誤積極性 （false positive） 就是我們錯誤地認為氣候變化是人為干預造成的。與此相關的損失就是為了減少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排放，在技術上投入過多不必要的資金。錯誤消極性 （false negative） 是我們錯誤地認為氣候變化與人類控制因素無關，并在減緩溫室氣體排放方面停止作為。
如果我們在這一點上出了問題，其后果便是這個星球將被變成一個相當不利于人類居住的地方。各種不同類型錯誤所帶來的損害的不對稱性，意味著降低人為氣候變化這一假設的準入門檻。但是，這還是沒有說明問題。隆德的論點沒有得到認可，因為他未能說明公認的不利影響到底應該包括哪些方面。下面看看贊成人為氣候變化論一方對該問題可能給出的應答。有人認為在環(huán)境保護技術上過多不必要的投資 （比如這次辯論中談到的），并不是像所聲稱的那樣無害。如果我們錯誤地將氣候變化歸因于溫室氣體排放，然后再花費巨資徒勞無益地減少碳排放，那么我們最終就會損失所有的必要資源，最后無力提供需要適時調(diào)整時的所需資金。事實上，適時調(diào)整才是唯一適用于對抗氣候變化的方法。這種不利的影響是資源的浪費，最終會讓我們在應對真正的挑戰(zhàn)時，即應對不可避免的氣候變化問題時，囊空如洗。
沒想到的是，隆德對過錯造成的不利影響的解釋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足以合理解釋相反的結論。他認為特定結論視情況而定，取決于用哪些社會政治和倫理價值來識別失誤造成的不利影響。價值的問題在于它們的本質是主觀的。讓價值隨便參與到科學審查過程中來是有風險的，它會產(chǎn)生有傾向性的科學，如果這樣，科學就會失去其權威的中立性。隆德的最終觀點就是，在科學推理的掩蓋下，確認過程中應考慮社會政治和倫理方面的因素。
相反，中立主義顯得有些束手無策，因為他們的方案無法全面合理實施。問題在于，在許多領域，社會政治和倫理價值不可回避地要提供判斷假設和證據(jù)之間是否相關的標準。如我在文章開頭所言，女性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 20 世紀最后幾十年對更年期綜合征的研究。保住生育能力是衡量所有治療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這個標準促進了激素替代療法的發(fā)展 （Büter 2015）。如果女性的社會政治形象不是這樣的話，更年期或許不可能首先被定為一種疾病，激素替代也不會被視為一種治療方法。一些領域的研究本質上就是有價值取向的，而氣候科學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氣候模式的結果果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考慮到非認知因素而受到影響，如彼都 （Biddle） 和溫斯伯格 （Wins berg） 所說，那么，社會政治價值幾乎是不可能從相應的合理解釋過程中被排除的。氣候科學也可作為另一個例子，來說明一些學科本質上就有內(nèi)在評價。這種情況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增強其多元性。既然科學家在諸多研究領域不能避免片面性和社會偏見，那么他們就應該追求由多種價值體系構成的不同方法和視角。這些不同的方法會幫助他們發(fā)現(xiàn)價值自身可能存在的盲點。如果社會政治和倫理價值是無法回避的，那它們就應該是多元的。使中立主義最接近多元化可以在科學與社會相互作用的界面上得以實現(xiàn)。
重建價值自身的屬性
鑒于之前的討論，價值自身的屬性應盡量歸屬于社會范疇�？茖W應致力于認知的目的，而不是被賦予特權進入到非認知價值中，即，社會政治和倫理價值中。而哲學分析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辨別和揭示科學研究中非認知價值的作用和意義。一些此類研究將有價值取向的假設視為有科學依據(jù)的真實條件。例如，對氣候情景的總體評價還在繼續(xù)進行，其方法就是將由時間積累的社會財富的效用函數(shù)最大化。也就是說，如果一種全球性形式的函數(shù)高于另一種，那么它就更有優(yōu)越性。這看起來好像是來自經(jīng)濟學的一個原理，但事實上，倫理考慮是隱藏在其中的。即這樣的效用函數(shù)不考慮財富的地域分布 （Schien keetal。 2011，511），它也不關注受氣候變化影響的人群存在繁榮程度的不同。例如，“優(yōu)先主義”理論的定位要求更多考慮生活不太富裕的人們所獲得的利益或遭受的損害。因為災難對富人的傷害要比窮人少。如果只專注函數(shù)平均值的選擇，排除諸如什么是公平財富分配這樣的考慮，那么作出的決定是有價值取向的。哲學分析或科學決策的目標首先就是指出道德價值如何在這一點上被不知不覺地考慮了進來，然后要辨別這些價值，進而闡明評價的辯論結構。在這一分析模式中處理非認知價值要停留在合理的決策的范圍內(nèi)，這樣的概念分析要求將氣候模式中的真實元素與有價值取向的元素分離開來。
另一種同樣停留在一個分析性處理價值框架內(nèi)的方法，正在提出行動科學的目的和特點。從處理實際問題中發(fā)展出來的選項當然是由社會政治和倫理價值建構的，但是這些價值是為政治代言的。行動科學或者是決策科學可能包含對某些非認知價值有偏見的承諾，但這些承諾的合理解釋來自社會和政治。進一步說，哲學分析能夠為有價值的科學決策提出充分的標準，但是這些決策是否合適最終還有待于社會的評判。無論是重建還是提出新的評估科學技術質量的非認知標準，兩者都不能否定中立主義者模式的價值。
科學決策最重要的挑戰(zhàn)之一是能否充分處理不確定事件和突發(fā)事件。這種不確定往往使行動的基礎相當不穩(wěn)固，也會使具有科學依據(jù)的建議無力實施。然而，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還是存在的。關鍵是有用的科學決策不需要精準地預測氣候系統(tǒng)的演變，它只要足夠強大有力就可以了。強大有力是科學決策最應具備的條件，也就是說，任何分析和推薦的最終結果都要穩(wěn)定，即使是在潛在因果因素和環(huán)境因素變化或不十分清楚的情況下也能保持不變。在實際運作中，要求執(zhí)政者掌控預測； 那些數(shù)字到底是多少并不太重要，除非執(zhí)政者的權力達到限制。假設在不采取其他對策的情況下，全球平均地表溫度會上升 3 或 4 攝氏度，那么科學決策也就不會有明顯的不同了。如果是這樣，兩個結果都是不可接受的。換言之，強大有力的建議才能傳遞穩(wěn)定的信息 （Carrier 2010，204； Droste — Franke etal。 2015，9 —10，38 —39）。
能促進強大有力的兩項策略正在尋找有后備方案的選項，所有有可能的措施都在考慮之列 （被稱為 “無后悔行動”）。很顯然有后備方案的技術選項會降低不利影響的程度。如果緩解措施失效，氣候工程可能就會成為一個后備方案。從 “無后悔行動”開始并不是說它不保護已在考慮中的系統(tǒng)會受到干擾的影響。相反，它的基本原則是從需要出發(fā)，不做錯事。鑒于氣候系統(tǒng)的慣性，當務之急應是提出合適的措施，使之完全不受氣候是如何演變的這類系統(tǒng)知識的影響。
但是，在殘缺知識基礎上采取行動的挑戰(zhàn)也包括利用機會。在預料之外的選項出現(xiàn)時我們能抓住機會，很好地加以利用。如果相關領域技術上有所突破，我們希望能夠站在一個合適的位置，第一時間就能迅速適應新形式。假設新發(fā)現(xiàn)了一種有效、廉價的催化劑，它能從燃煤電廠的廢氣排放中分離出二氧化碳，這項技術選擇肯定會影響相應的生態(tài)評價，因此，也會影響公眾對這種工廠的接受態(tài)度。這樣的發(fā)現(xiàn)可能會使有關部門作出加強利用化石能源的政治決定。因此，應對不確定性和突發(fā)事件的第二個要求是適時調(diào)整。這是充分利用科學進步和技術變革的策略。我們要接受一定的風險或不確定性，以便一旦新的選項出現(xiàn)時，能夠很好地加以利用 。保持強大有力和適時調(diào)整之間的平衡是科學決策的一個優(yōu)勢。強大有力青睞于那些沒有因為人類干涉而發(fā)生改變的行動，如對重要事實和發(fā)展過程加以控制； 適時調(diào)整要求在相關的環(huán)境和條件下對所發(fā)生的明顯改變保持高度敏感。有時，強大有力和適時調(diào)整兩者是一致的。例如，在尋找有后備方案的技術選擇時既追求安全，免受不利發(fā)展因素的影響，又追求有利用新技術選擇的能力。有時，兩者又有分歧，產(chǎn)生不同的評價意見。這些分歧 2006 年在史蒂恩 （Nicholas Stern） 和諾德霍斯 （William Nord haus） 的辯論中就出現(xiàn)過。他們辯論的主題是如何評價未來氣候變化所造成的損害和當下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本。經(jīng)濟學關注的是，在當下與氣候變化進行斗爭與采取推遲對策之間，哪個更劃算？ 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考慮當下花錢還是很久以后獲益二者間的時間延遲。建立氣候保護措施當下需要付費，而這些優(yōu)勢在幾十年后才會顯現(xiàn)出來。這樣的時間延遲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學的貼現(xiàn)上。在未來函數(shù)中引入貼現(xiàn)概念是通常的做法。貼現(xiàn)的背后人們通常想，現(xiàn)在你手中的一元錢，比你未來要收到的一元值錢得多。相反，你今天要付的賬單比未來的花銷對你的影響更大。其理由通常有三點： 投資的觀點是，你目前手中擁有的一元錢可以投資、生利，所以這一元錢以后價值會升高。來自經(jīng)濟增長的觀點說，未來的一代人可能會比我們更富有，支付同樣的錢對他們來說負擔會更輕。技術進步的觀點認為，在未來迎接氣候變化的挑戰(zhàn)會更容易和更便宜。貼現(xiàn)使得現(xiàn)今的利益比未來的利益更高，未來的成本比現(xiàn)今的成本更易令人接受。處理氣候變化當下花錢，以后受益。在這樣的形勢下，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的經(jīng)濟平衡完全取決于所選的貼現(xiàn)率。長期的高貼現(xiàn)率可能就意味著現(xiàn)在不積極采取行動。諾德霍斯預想如果貼現(xiàn)是6%，那么治理氣候變化的費用就不值了。今天付出的這些努力以后是不會分期償還的。相反，史蒂恩推斷的貼現(xiàn)率是 1。 4%左右，他認為現(xiàn)在抗擊氣候變化經(jīng)濟上是劃算的，且宜早不宜遲。
從強大有力和適時調(diào)整之間的關系看，諾德霍斯將貼現(xiàn)率設定到極限，是一勞永逸的決定。極端的貼現(xiàn)率有利于特定的行動，不受精確的氣候情景影響。諾德霍斯的建議是強有力的，因為他關于氣候的論述同樣是不受實際情況影響的。相反，史蒂恩的決定是依賴于某些實際情況的。即，根據(jù)氣候變化程度，適度的貼現(xiàn)率可以證明某些行動是合理的。如果一些預期收益是相當可觀的，那么當下一些支出可能是合理的。當然，如果氣候沒有變得那么可怕的話，這個預期方案可以調(diào)整和修改。也就是說，盡早啟動防御機制，這樣相關的措施會延續(xù)更長一段時間。這意味著可以根據(jù)氣候系統(tǒng)的進化和關于該系統(tǒng)科學知識的進步，適時進行停止或改變。這樣看來，史蒂恩的推薦舉措更為靈活，更注重適時調(diào)整，同時又通過強調(diào)預防措施將強大有力考慮進來。強大有力可以通過努力應對潛在的危害和威脅，保證其安全性。綜上所述，史蒂恩的適中貼現(xiàn)率趨向于保持強大有力和適時調(diào)整之間的平衡。有兩個理由可以說明史蒂恩提出的兩者之間的平衡關系比諾德霍斯單一強調(diào)強大有力要略勝一籌。首先，后者缺乏敏感性，當新數(shù)據(jù)出現(xiàn)時，不能第一時間進行調(diào)整，作出新的決定。其后果自然對適時調(diào)整很不利。其次，諾德霍斯提出的強大有力的觀點是自創(chuàng)的，在這一點上是似是而非的。他的提議完全依賴于所選擇的貼現(xiàn)率，因此，是自生的。這樣一來，強大有力也就無從談起。最終結果是，諾德霍斯兩頭失利，既沒有強大有力也不能適時調(diào)整。
結論
總而言之，雖然科學沒有被賦予社會政治和倫理價值特權，但是這些價值仍然在決定如何抗擊全球變暖的決策中起到主要作用并使相關決策合法化�？茖W家們合理借鑒價值，精心考慮他們提出的建議，然后將那些有價值取向的提議移交給政治。但是這離采取實際行動還相差甚遠。如果固有倫理派是正確的，就像自身有價值取向的學科所表現(xiàn)的那樣，那就很有必要拓寬隱含在科學決策中的價值自身的屬性。對采取行動所提供的多樣性選擇也需要詳細論證。如果還有一個認知基本原理能促進非認知價值，那它也只能證明其屬性在價值的多樣性上是合理的。如果上升一個級別，考慮科學決策有用性的標準，我們應該建議社會和政治建構衡量標準，以此判斷一個有用的專家應該取得哪些成就。我這里提出的建議就是應在強大有力和適時調(diào)整之間尋找一個合適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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